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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全集全8卷译林

译林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前后共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套全集仍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基础，这是恰当的，因为朱译本最受读者欢迎(译林出版社的同志曾做过调查)。我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家应能运用译文语言中最自然的表达手段来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内容和形式。翻译家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细节(例如词序、句子结构、句型等)，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全文的结构、着重点、修辞手段、气氛和感情效果)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对原文要窥全豹，要胸有成竹，然后把原文投入翻译家的语言炼金炉中，加以熔化、分解、重新组合、再创造，结果产生出最自然、最通畅的译文。朱先生的译文既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又能再创造，保持译文的通畅、自然。尤其他优美、灵动和风格化的语言更是为人称道。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种种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朱先生的译文今天看来就有校订、修改或重译和补译的必要。60年代曾有一批专家学者做了这个工作，到现在，又是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译林出版社根据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乃约请专家学者重译莎氏历史剧和诗歌作品，并对其余剧本作较大幅度的校订、修改和补译。这些专家和学者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们的努力使我和读者们的面前能有了这份丰美的精神食粮。
这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有两大特点：一是“全”，二是“新”。说它“全”，因为它收了莎氏39个剧本和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河滨版”在1974年收入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1997年刚刚接纳的《爱德华三世》及一首长诗，再加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断，这样，已发现的莎氏存世作品就都在内了。说它“新”，因为它在校、译中吸收了国际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还恢复了被认为“不雅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等，以尽量保持莎氏作品的本来面目。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热情是由来已久的，面对这一套新的“莎集”，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我曾听过几位名师讲授的莎士比亚课和与此有关的课程。抗日战争初期，在湖南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和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我上过英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所教的“莎士比亚”和“20世纪英国散文”。那是在1937年秋、冬和1938年春、夏。当时燕先生只有31岁，他的名著《歧义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已于两年前出版，只是当时南岳山上图书尚未运到。燕先生为我们讲授的第一个莎剧是《奥瑟罗》。先生凭了超凡的记忆，用打字机把全剧的戏文打了出来，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使用。可见先生熟读莎剧文本，功夫下得多深。熟读、细读作品的精神和方法，这正是开始研究莎学的第一步。燕先生善于启发、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观点。我记得在讲授《奥瑟罗》时，他出了一道思考题：奥瑟罗是否妒忌心特别强？(“Is Othello easily jealous？”)让学生笔头回答。学生的答案各式各样，燕师耐心批改，回答问题并做出评语。后来，在燕师讲授喜剧《皆大欢喜》时，我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皆大欢喜》的开场十分严峻，剧情大有发展成为悲剧的趋势。我这个论点曾受到燕师的称赞。从此，我懂得学习和研究莎剧时，要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提出论点。此外，燕师还启发学生如何从文学语言的一词多义性(即他所说的“歧义”：ambiguity)去深入发掘作品的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燕师的这个方法显然影响了后来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燕师还要求学生写朴实明晰的文章，力求言之有物，持之有据，避免华丽浮夸和空洞的词句，养成健康良好的文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1946年秋自沪坐船赴美国留学，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英文系攻读学位。耶鲁大学讲授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塔克·布鲁克(Tucker Brooke)教授于那年暑期突然病故，学校措手不及，只得临时聘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系主任坎贝尔(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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